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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西方人权以孤立的抽象个人为前提，将人理解为原子化的独在个体，将私人生活中的利己心设定为普遍人性，将社会共同生活作为满足私人生活需要的手段，基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发展起来，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西方人权强调的“由个人权利推导个人对他者的责任”，与中国人权“由个人对他者的责任推导个人权利”存在根本不同。

齐延平：在人权的实现机制上，责任先在伦理取向的中国人权，意味着执政党和国家统筹促进人权发展葡萄新京·尼威斯，人权发展的国家积极责任先在于个人责任。西方自由主义奉行“愿赌服输”原则，认为生活境况的改善是自己的事情，因此西方人权建立于私性的单一伦理维度上，强调人权是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等“消极权利”，要求国家以“不干涉”“不侵害”和“事后救济”的方式予以保障。

从自身现实需要出发统筹促进人权发展，强调人权发展的国家积极责任先在于个人责任，中国人权文明开辟了全体面向人权积极促进与个体面向人权司法保障相结合的人权新形态。在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以“关系”“他者”抵御“个体”“我者”的极化倾向葡萄新京·尼威斯，责任先在伦理取向的中国人权，不仅为中国自身人权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世界人权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完)

齐延平，法学博士，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国家级人才计划领军人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智能科技风险法律防控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法理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